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追溯旧账的现象尤为盛行。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员便纷纷前往北京国家图书馆，专挑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报刊进行翻检。
随意翻阅间，一摞1936年的《华北日报》让他们喜出望外。当目光落在那略显陈旧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的第2版上时，一则醒目的“反共启事”跃然纸上。
高仰云反共启事
昔日，仰云思想单纯，观察力略显不足，交友不慎，言行亦有过失，终遭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进行反省。
正值国家遭遇艰难之际，我国青年皆应坚定信念，以祖国利益为己任，为之奋斗。幸赖政府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给予我们反省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现已深切悔改，誓在政府指引下坚定反共立场，成为一位忠诚的国民。今后，我绝不会再参与任何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或任何反动行为，并恳请有志青年此后切勿再被其误导，特此通过媒体发表声明！
高仰云
这位平日里言必称革命的高书记，竟在历史的长河中隐藏着反共的真相。
南开的红卫兵们震愕之余，喜悦之情中夹杂着革命的激情，他们心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义愤，感觉革命的热血如同澎湃的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升腾。
红卫兵持续翻阅《华北日报》。一纸接一纸的“反共启事”跃然纸上，或由单一人执笔，或由数人共同策划。自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共计九次批次，人数恰好为61人，不多亦不少。
61人出狱，执行中央决定。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落幕，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内，一座监狱忽然拔地而起。该监狱由一处毫不起眼的大院改造而成，分为“南监”与“北监”，内设有20间狭小的牢房，关押人数可达百人。
这明明是监狱的东西却不叫“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
不久前，薄一波、安子文等61位同志在天津与北平遭到拘捕，现均已押解至此地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季，刘少奇化名为“胡服”，肩负中共中央代表的使命，赴平津地区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这个春季，实则蕴藏着一场重大的转折。胡服历经风霜，长途跋涉逾三月，正是为了迎合并推动这一重大转折的降临。
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以及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接触，均是在隐蔽的环境中进行。在白区，地下工作过往多采取闭门造车的方式，或是毅然决然地敞开大门，投身于繁忙的街头巷尾，直面挑战。
胡服坚定地表示，绝不能再如此行事！于是，在那个时刻，身处北方局驻地的天津，胡服所发出的呼吁，核心即是清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流毒。
囚禁于草岚子反省院的这批人，众多成员深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害。尽管他们在春日里迎来了转机，然而其中亦暗藏着更为严峻的风险。
若华北地区陷落，他们便将落入日军的魔爪；若他们被押送至南京，所面临的命运同样难以预料；更甚者，狱方为卸下“负担”，随时可能对他们痛下杀手。
北方局以胡服为首，对于这批人的境遇愈发忧虑。与此同时，胡服亦察觉到，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诸多领域均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他却苦于寻觅不到更多的干部。
随后的“柯老”柯庆施，即当年的“柯敬史”，在胡服的麾下担任组织部长一职。他亦认为解决“草岚子问题”的时机已到，于是向胡服提出建议，主张让草岚子中的人员按照监狱当局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
胡服闻言，认为此建议颇佳，遂即刻着手撰写报告，并向陕北中央提出请示。陕北中央经过一番商讨，迅速批准了北方局的提议。
1936年6月，一封传达北方局指令的信件通过隐秘途径抵达狱中。信中主要传达了当前的形势对我方极为有利，虽然各项工作已全面启动，却苦于无人执行。信中强调，各领域亟待补充人力。据此，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按照既定“出狱程序”（即在敌人预先准备的《启事》上按指印，通过报纸公布后出狱），尽可能早日重获自由。
经党支部深思熟虑，对狱方可能采取的伎俩持怀疑态度，故决定不予配合。不久后，第二封信抵达，内容依然是敦促狱友们尽快完成出狱手续。信中严肃提及：“前次信件，各位是否清楚其背后的指示者？正是中央代表胡服同志所嘱。”同时，信中亦发出警告：“过去大家拒绝执行‘出狱手续’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若现在继续抗拒，不遵从党的指示，则将犯下严重错误。”
在接到第二封信件之后，狱中党支部便竭力对外寻求确凿的消息。结合外界的回应以及随后收到的第三封信件，狱中众人才彻底确信这确实是中央的决策，于是纷纷同意办理出狱手续。
自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位志士分成九批次，在《华北日报》上公开发布“反共启事”，随后陆续离开了草岚子。
61位囚犯的释放，系中共中央在特定背景下所采纳的非常规举措。事态本身便昭然若揭，这61人系遵照中央的决策行事，而非刘少奇的指令。
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的61人出狱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仅中央的主要领导层有所耳闻，就连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此事对他人进行打压的康生等人，也对这一事件有所了解。
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
据于光远与曾彦修的回忆所述，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抵达山东渤海区，协助当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
次年新春佳节，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特设宴款待康生一行。宴会结束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众多工作团成员一同漫步，边走边谈。
在闲聊之际，康生提及了刘格平曾遭受草岚子监狱之苦，进而谈到了薄一波等人的出狱经历。康生指出，薄一波等人得以履行手续重获自由，实乃中央的决策。而刘格平，虽同属一个支部，却未履行相关手续，直至日本投降方得释放，白白多挨了八年牢狱之灾。康生似乎是在暗示，刘格平其人颇为奇特，不懂得规避不必要的苦难。
红卫兵翻历史旧账，寻突破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着手清算这段历史旧账，时间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的八九月。据红卫兵所述，他们揭露“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线索，始于对高仰云的调查。
高仰云自两年前便已转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目前正于南开大学家中静养。其夫人李琛亦在南开大学继续工作。
校园内一股针对“黑帮”的愤火迅速蔓延，李琛也未能幸免，被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标签。
高仰云自然表示强烈的不满，直言：“针对李琛的指控，无疑是给我高仰云的名誉抹上了污点。”他紧接着气愤地说道：“李琛绝非反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一场政治阴谋！”
高仰云坚信，对李琛的处理是现任党委书记臧某某所策划，因此，他与臧某某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当时，《新南开》报记者如此描绘道：“一时之间，原本冷清的高家大院变得热闹非凡。在家休养的高仰云也成了南开园中的活跃分子，他忙于接待访客、参与座谈、进行游说、发表演讲，以及‘扎根串联’活动。而且，随着高臧之间斗争的加剧，群众间的对立愈发激烈，武斗形势逐渐升级，流血事件接连发生。”
邪火不期而至，迅速蔓延至高仰云。当时，南开红卫兵内心充满疑惑：“高与臧之间的冲突，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斗争？”对臧某某的质疑是否指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高仰云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
传闻中，曾有这样一幕：“无数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将们聚首一堂，手捧那鲜红如火的宝籍，热烈讨论，深入思考，孜孜以求，探寻着真理的答案。”
揭晓了答案：秉承毛主席的教诲，积极开展社会调查，深入挖掘高仰云的过往，进而逐步揭开南开大学阶级斗争的神秘面纱。
显而易见，有人向红卫兵透露了关键信息：高仰云曾身陷国民党监狱，与他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人；高仰云与杨献珍关系密切，杨献珍曾于狱中亲自为高仰云喂食。
或许在南开大学中，的确有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向红卫兵透露了信息，然而，真正为他们提供支持、鼓舞士气并指引方向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
康生走近与之交谈，得知对方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一见是“康老”，不禁受宠若惊，遂急忙请教：“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动？”
康生言道：“追溯那些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历史，一旦被定性为走资派，抑或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是叛徒特务，那么他们便永无翻身之日！”
红卫兵问：“怎么查？”
康生回应道：“前往图书馆与档案馆，查阅解放前的报纸与档案！”
“为确保文化大革命得以彻底推进，现红卫兵小将前来检索相关历史档案资料，恳请各位予以协助。”便条上落款为康生的名字。
康生不仅为南开的红卫兵们指引方向，更向他们颁发了“抓叛徒”的“特别通行证”。然而，针对具体到追查高仰云，并将其作为突破口进而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终揭露刘少奇为“黑后台”的事件，康生似乎并未向南开的红卫兵们全盘透露。
实际上，康生拥有自己的团队。早在1966年8月的初期，为了响应彻底推翻刘少奇的号召，康生便指派“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一次狱中释放事件展开了调查。
“彭真专案组”受命之后，迅速组建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专案组记录道：“自1966年8月初，遵照康生的指令，我们便着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就其所谓简易程序获释的疑点展开调查。我们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类报纸，并对这批人的档案进行了详尽审查。”
大约在1966年9月，"三六专案组"已成功查获《华北日报》刊登的“反共启事”。
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
自8月18日之后，南开的红卫兵迅速奔赴北京，直指薄一波、安子文与杨献珍。由于未能找到薄一波与安子文，他们便率先将矛头指向杨献珍。在发起对杨献珍的“首战”之前，红卫兵曾集体立下毒誓：“杨献珍，即便你是‘铁’老虎，我们也要砸掉你两颗牙齿！”
实则，杨献珍当时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充其量不过是只“纸老虎”。康生屡次对他施以重拳，起初是借“反右倾”的浪潮，将他由中央党校校长贬为副校长，随后又亲自操盘了批判“合二为一”的所谓“大戏”，将他彻底驱逐出了权力核心。
南开红卫兵甫一踏入哲学所，便将杨献珍围堵于屋室正中，如同对待囚犯般发起突袭式的审讯。
他们直截了当地质问：“杨献珍，你与高仰云是在何时相识的？你们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
杨献珍深知来者不善，坚决回应道：“我与高某仅是泛泛之交，并无实质性的联系。”此后，无论红卫兵如何盘问，杨献珍要么以“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为由搪塞过去，要么干脆缄口不言。
在紧张的情势中，红卫兵不得已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并语气强硬地宣布：“杨献珍！你这是在捣乱，注定会失败，若是再继续捣乱，终将走向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选择缄口不言，那我就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去深思，五分钟后，我们再重新来过。”
五分钟过后，红卫兵如预期般气势汹汹地降临。彼时，杨献珍年已古稀，额头布满汗珠，嘴唇颤抖不已，已然无力抵抗红卫兵的“革命浪潮”。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1936年曾与高仰云一同被囚禁于敌方的牢狱之中，并在狱中为高仰云提供过食物。
红卫兵们瞬间喜形于色，迫不及待地询问他们在狱中的经历。杨献珍表示：“那就如实相告吧。”随后，他将自己在狱中如何坚定立场、英勇抗争直至重获自由的详细故事娓娓道来。
红卫兵突然大喝一声：“杨献珍，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们竟能对你这位立场坚定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大发善心？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出狱的吧！”
杨献珍心中洞若观火，深知这段出狱的经历易于引起误解，更易被居心叵测之徒所利用。对于眼前的红卫兵来说，理解这段历史更是难上加难。在最后一刻来临之前，他始终不愿吐露真相。然而，当“最后一刻”终于到来，他不得不揭露自己与高仰云在上级指示下，通过发布“反共启事”得以重获自由的经过。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参与发布“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一众人士。
摸清关键环节，历尽艰辛。
在揭露杨献珍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联系之后，南开的红卫兵紧接着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了浩瀚的古籍之中。探寻那些被视为“反共启事”的资料并非易事。红卫兵们每日仅以一顿饭、几口冷水以及几口冷馒头度日，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在《华北日报》上发现了61份“反共启事”。
然而，“反共启事”中充斥着化名，诸如薄一波化名为“张永璞”，刘澜涛化名为“刘华甫”，杨献珍化名为“杨仲仁”，安子文则化名为“徐子文”。即便反复查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对其中内容感到困惑不解。
无生命的物品无法发声，于是他们迅速提炼出两句箴言，即“死者之活用，死物之详查”。脱胎于故纸堆，红卫兵对杨献珍进行了六次审讯。
红卫兵坦陈：“攻克杨贼，正是揭开叛徒团伙的序幕”。他们更是自豪地宣称，这一成果是遵循毛主席“集中兵力，实施歼灭战”的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
循着“供出”的线索，红卫兵趁胜追击，直指农业部长廖鲁言，痛斥统战部长徐冰，与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朱则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截至1966年10月，红卫兵对某些人物的名字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对这一庞大的“叛徒集团”及“叛党投敌”事件的若干关键节点亦有了轮廓。据悉，此群叛徒在获释时，系由刘少奇亲自指示其履行自首程序，他明确下令“狱中党员可执行自首手续”。显而易见，刘少奇便是这批叛徒中的领头人。其所谓“指示”是由徐冰转达于孔祥祯（前轻工业部部长），而孔祥祯又转交给了狱中的薄一波。
11月1日的深夜，北京初入冬的寒意渐浓，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内，灯火辉煌。红卫兵们情绪高涨，笔耕不辍，正草拟一份呈递给党中央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
红卫兵在他们的文字记录中明确指出：“经过调查确认，这些人系一群叛逆者”，“刘少奇则是这批叛徒中的领头人物”。在一份呈报中央的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上级请示：
（1）刘少奇是否已向毛主席或林副主席报告过此事项？
（2）党内部是否曾对此问题作出过定论？若是，由谁负责？我们主张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3）无论如何，我们坚信他们为叛徒之实，亟需彻底揭露，并予以坚决的打击。至于具体行动的时机，恳请中央予以明确指示。
在请示报告的结尾部分，如此陈述：“此事影响深远，形势紧迫，恳请尽快予以回复。”同时，亦附上了高仰云所发布的“反共启事”。
数日之后，红卫兵再次向他们的同窗周恩来致信。信中言道：“依据现有资料分析，此批叛徒多为高级干部，身居要职，权势显赫，根基深厚，影响广泛，危害极大。鉴于此，我们恳请党中央立即组建专案组，以便我们协助党中央，将这伙叛徒彻底根除！”
其意所指，实则是在恳求周恩来，鉴于南开校友的身份，能够为这一“惊天大案”伸出援手，给予支持。
红卫兵所呈递的“请示报告”，其名虽为“请示”，实则内心并无真正请示之意。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他们本无需进行所谓的“请示”。
红卫兵刚将请示报告呈交完毕，即刻在南开园内张贴了《揭露！高仰云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面目》的醒目标语，随即对高仰云夫妇展开批斗。
与此同时，他们纷纷组建了众多“捕捉叛徒战斗队”，奔赴全国各处。根据他们1967年10月自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队伍足迹遍布全国二十余省份，遍访北京、天津、上海等数百个大中型城市，历时约一年，总计动员一万五千余人次，行程累计达二百万公里。”
一支红卫兵战斗队挺进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矛头直指那位满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然而，二十余日过去，刘澜涛依旧踪迹难觅。于是，红卫兵将西北局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果断地发动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
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红卫兵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红卫兵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一支战斗队伍穿梭于白山黑水之间，持续进行追踪与打击。他们早已查明，在61人的“叛徒集团”中，罗霖祥和汪德光两人正“盘踞”于东北局地区。
“罗霖祥”今更名为“赵林”，现任东北局委员及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之职；“汪德光”的本名则是“王鹤峰”，他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
赵林被揪斗，由于周恩来的一番干预，导致行动受挫。随后，战斗队将矛头转向了王鹤峰。然而，王鹤峰提前得知了风声，采取了明智的躲避策略，逃至大连藏身。战斗队闻讯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往大连，最终将他当场“捕获”。
面对红卫兵的质询，王鹤峰坚决否认他就是“汪德光”。然而，红卫兵却出人意料地按捺住了性子，上演了一场“欲擒故纵”的戏码。而王鹤峰却感到了焦虑，他立刻在夜间向东北局组织部发送了电报，急切地请求相关人员转告各地草岚子中的难友们，若红卫兵询问他在狱中的姓名，“务必严格保密，切勿透露”。
红卫兵果然手段非凡，电报最终落入了他们的掌控之中。尽管王鹤峰已发出电报，他却仍心有余悸，于是急忙返回东北局。他从家中寻出一张与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曾在草岚子合影的照片，搭乘飞机紧急前往北京。
红卫兵依旧保持镇定，乘坐火车随后而至。抵达北京后，王鹤峰的警觉性陡然提升，察觉到红卫兵正对其展开跟踪。于是，他一方面派遣随从与红卫兵周旋，另一方面迅速迁移住址。在自认为安全无虞的情况下，他开始在京城四处寻找难友，大力组织“攻守同盟”。
他未曾料想，那些“小将们”悄然尾随王鹤峰，接连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叛徒藏身之地。
红卫兵的嚣张程度，简直超越了昔日那位曾从事地下斗争的王鹤峰。因此，在事后，他们于自己的小报上肆意嘲讽王鹤峰，写道：“大叛徒王鹤峰竟为小将领开道，充当向导，竟然还自我陶醉。”
六十一人被指为“叛徒集团”，其“总后台”亦随之被揭露。
南开红卫兵虽全面发力，却非始终一帆风顺，上下级中不乏对其持异议者，甚至有人公然与之对抗。
南开大学的另一支红卫兵队伍“卫东”，与“八一八”展开激烈竞争，争相“捕捉叛徒”。他们亦远赴大西北，立誓要将刘澜涛绳之以法。
11月23日，南开“卫东”组织联合当地红卫兵，拟于西安举行一场大会，对刘澜涛同志进行批斗。对此，西北局迅速向中央请示。24日，周恩来总理作出回复：“请转告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以及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的同学们，关于他们所揭露的刘澜涛同志获释一事，中央已经了解。若有新的证据，请指派代表前来中央，我们将进行调查处理。在此过程中，请不要在大会上公之于众，亦无需进行追究。”
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周恩来特地附信说明：刘澜涛等人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抵制甚至反击的浪潮。红卫兵曾回忆起他们所经历的“革命低潮”，描述道：“阶级敌人陷入混乱，以垂死前的疯狂加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打压”，“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的种种手段”。然而，红卫兵很快又迎来了“一月革命”的狂飙。
1967年1月9日，红卫兵再度撰写《关于彻查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报告》，并将之呈送至“中央及中央文革”。报告中详述了“刘少奇叛徒集团”三十余年间所犯“三反”罪行，并附上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详表。最终，报告对如何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做出了战略性的部署。
自那时起，南开红卫兵渐渐赢得了中央文革的高度青睐。中央文革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南大八一八捕捉叛徒之举，实乃革命行动，我们对其表示坚决的支持。”
特别是康生，自“一月风暴”以来，不止一次公然表达对南开红卫兵的支持。他曾于中央组织部激昂地鼓吹道：“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成功组建了‘三六’专案，负责追捕叛徒的联合调查团，他们的做法值得广泛学习。”
南开“八一八”坦言：“面临南京的困境，康生同志亲自拨通了南京军区的电话，为我们排忧解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亦多次向我们下达了关键的指导。”
南开红卫兵引以为傲的杰作，便是那所谓的“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众多战斗队的珍贵线索，汇聚于冰封雪锁的京城。一个新的目标赫然显现，红卫兵察觉到自己正逐步接近“叛徒集团的核心所在”。
北京战斗队断然决定提审张闻天。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一审张闻天。他们一涌而上，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我始终是坚定地追随毛主席的。”
红卫兵对此深感愤怒，遂对张闻天质问道：“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你与彭德怀勾结，恶意诋毁三面红旗，从事反党反人民的丑恶勾当，这难道是你所声称的始终紧跟毛主席的体现吗？”
张闻天只得承认：“我只反这一次。”
红卫兵便高声喝止了张闻天，径直质问道：“你历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36年时，你便曾与刘少奇暗中勾结，示意他人自首以获释出狱。”
张闻天遭遇突袭，一时间竟语塞良久。红卫兵屡次催促他“老实一点”，他却含糊以对：“或许刘少奇曾给我发过电报。”
红卫兵追问：“内容是什么？”
张闻天：“不谈。”
红卫兵问：“为何不能言？”
张闻天：“记不得了。”
张闻天明显选择了拖延策略。面对不知如何措辞的困境，他在随后的二审和三审中也刻意延宕了时间。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被南开红卫兵审问的那段日子，张闻天“很为踌躇”。他既不愿不顾事实，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愿尊重事实，明言此事毛泽东知晓，而领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
经过深思熟虑，张闻天最终决定向知晓此事真相的康生写信。在信函中，他婉转地提及此事的回忆已获“中央批准”，并询问康生查阅档案后，能否给予明确回复。
连续投递了两封书信，却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应，张闻天遂决意亲自担负起责任。在提交给南开红卫兵的“交代材料”中，他如此记载：“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疏忽，并未将此事向毛主席汇报，也未将其提请中央特别讨论。”
经过对张闻天的审查，事情的“真相”便逐渐明朗。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的材料》及其批示。这份材料是由康生主导的“彭真专案组”所编制，而相应的批示则起到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作用。
批示指出：“薄一波等人的自首与变节，出狱之举，实为刘少奇所策划与拍板，张闻天亦予以默许，此事是在未告知毛主席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心怀背叛党组织的企图，以保自身安危，而刘少奇的这一决策，遂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法律依据。”
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在“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终结之际，“六十一人案”的相关当事人以及受此案牵连的人员纷纷向中央提出申诉，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平反。
1978年12月16日十大股票配资公司，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对该“六十一人案”予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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