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配资少将参谋长说廖耀湘不想出辽西：他被老蒋坑了，最后自己也吓蒙了

辽沈战役期间担任第九兵团司令的廖耀湘写了一篇《辽西战役纪实》，他的部将、第九兵团少将参谋长杨焜也写了一篇《辽西战役补述》。

廖耀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期间，杨焜在中南军政大学军教研究班学习、在武汉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战术教员，廖耀湘特赦之前的1958年，杨焜就已经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了。

笔者查了一下相关资料，1958年还真有湖南省人民委员会：1955年2月，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改称湖南省人民委员会，选举程潜为省长。1958年7月、1964年9月，湖南省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二、第三届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程潜任省长。

程潜当湖南省省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廖耀湘在出辽西途中进退维谷兵败被擒，是要怪老蒋瞎指挥，还是怪卫立煌坐视不救，或者该怪廖耀湘一意孤行，不同史料有不同说法，但在杨焜看来，主要责任还是在老蒋，因为在出辽西问题上，廖耀湘跟老蒋是有矛盾的：“后来我被俘后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员谈及时，他说：‘若蒋介石听廖的话，我们就麻烦多了！蒋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输送大队长！’（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杨焜回忆）”

当时六纵司令员和副司令员是谁，笔者能查到但还是不说为好，咱们就看廖耀湘出辽西兵败被俘是不是被老蒋坑了。

据杨焜回忆，廖耀湘是不想出辽西的，为此他还专门给老蒋上过“条陈”，而且跟卫立煌的意见是一致的：“廖的真实思想，根本不愿意离开沈阳去冒解放军围城打援的危险，但又不敢推却不去。当时，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主张以关内派部队增援锦州，直接解锦州之围，并与锦州部队会合东渡大凌河，然后沈阳的主力再出辽西与之会师，打通沈锦线，这是上策。廖是同意卫的这一主张的，廖还认为，如果此案不被采纳，则沈阳主力亦可由辽中、营口绕至沈锦线上去救援。”

卫立煌和廖耀湘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东北蒋军数量有限且分散在几个重要城市，与其从沈阳等地调兵，还不如让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出兵效果更好，但老蒋认为这是卫立煌要保存实力，而且廖耀湘的“变通”路线是绕远，不如走沈锦线更快。

诸葛亮草船借箭前曾对鲁肃说过：“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老蒋在指挥近现代战争方面无疑是一个庸才——军阀混战时以轻武器轻步兵为主，对道路要求不是很高，但解放战争时期，双方军队都了坦克大炮等对道路要求较高的重武器，廖耀湘提出的路线，可以避开辽河、新开河、饶阳河，但从地图上看，确实是比直接走沈锦线要远一些，而老蒋恰恰是只会在地图上划道儿的：“蒋介石认为这种想法，不是以增援锦州、求与共军主力决战为主，而是避战、保全实力，坚决不答应。”

据杨焜回忆，因为自己想走的路线老蒋不让走，廖耀湘就借口河流障碍、架桥费时、右翼侧背威胁、部队没有聚齐，迟迟不肯行动。

卫立煌和廖耀湘屈从老蒋指令，答应1948年11月1日出发，但直到8日才开始行动，杨焜十分清楚，所谓部队集结需要时间，那只是廖耀湘的家口而已，因为廖耀湘要集结的部队，离他最远的也不过一天半的路程，根本就不用一周时间才能到达。

廖耀湘一边走一边架桥，新开河上的桥梁，直到14日，也就是锦州解放、范汉杰被俘的前一天还没有架好，锦州解放当天上午九点，老蒋又直接给廖耀湘打电话，廖耀湘说自己不在，只让杨焜忽悠老蒋。

杨焜回忆：“他自称是蒋委员长（此时他早已当上‘总统’），首先问廖司令官哪里去了，继问我是谁，再问：‘你们为什么不前进？’”我答复他彰武之敌尚未肃清，桥梁尚未架好，正准备前进中等语。他最后说：‘你们司令官回来，你告诉他，我命令他赶快前进，不要再拖延了！’我当即唯唯答应：‘遵命转达。’我曾经问过廖：‘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前进？’他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

廖耀湘可以忽悠老蒋，但却不会跟自己的参谋长说假话，他磨磨蹭蹭走走停停，就是等锦州那边的消息——范汉杰或战死或被俘，他就解脱了。

廖耀湘万万没想到，锦州解放老蒋也没有让他回去，而是继续催逼廖迅速向锦州前进，与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会师后合攻锦州。

老蒋的一厢情愿，现在想起来也挺搞笑的：侯镜如“救援”塔山尚且出工不出力，又怎会向范汉杰丢掉的锦州急进？范汉杰十五万大军都没能守住锦州，在塔山遭受重创的东进兵团和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去了锦州，还不得被解放军优势兵力吃掉？

老蒋不管那一套，他指挥在地图上下命令，廖耀湘被老蒋逼上绝路，最后也全乱了章法，在胡家窝棚的兵团部被端掉后，廖耀湘已经只剩下逃跑一个念头了：“使用无线电报话机时，按规定要使用密语，不准用明语。但使用密语，须经翻译手续，不那么及时，廖性情急躁，尤其没有那样的沉着、耐心，他指挥各军、师向营口撤退以及后来向沈阳撤退的部署，都是用无线电话明语讲的。我一再劝他不要性急，要使用密语，他不肯听。这不啻把我们的全部行动路线通知给解放军，使其作出妥善的全部歼灭的部署。”

通过杨焜的回忆，我们知道廖耀湘在报话机中用明语“指挥”手下集结和逃跑，并不是没有办法使用暗语，而是吓怕了、急坏了，完全乱了方寸。

其实不管廖耀湘是用明语还是暗语，他都跑不掉了，因为他的部下早已乱成一团，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就连参谋长杨焜也要跟他分道扬镳了。

廖耀湘带着的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兵团部及直属队、新编第六军军部及直属队、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一路狂奔，最后谁也顾不上“长官”了：“廖耀湘、李涛（新六军军长）和我三人也夹杂在这些乱窜、乱奔的人群中瞎跑。只剩下我们少数人蒙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说：‘我们三个人，都带有随从，同在一起跑，目标太大，还是分散开来各跑各的好，免得大家同归于尽。’他们两人都同意，于是就分散开了，各走一方。”

各走一方，最后在解放军官教导团聚齐，看来杨焜这个参谋长的妙计也不太妙，而其他参加辽沈战役的蒋军将领，对廖耀湘“西进”也有记述和评论，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也承认，当时他也当了老蒋的传声筒，在把廖耀湘送上绝路的时候，也出了一把力：“我是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的。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我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愿强卫之所难，觉得我将命令下达后，卫如何决定，没有我的责任。”

卫立煌早已预料到廖耀湘出辽西必然全军覆没，锦州解放后他又命令廖耀湘赶紧撤回沈阳，但为时已晚，再加上廖耀湘一意孤行、杜聿明不断催促，西进兵团的覆灭，就变成了不可避免。

廖耀湘也在回忆文章中说杜聿明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十六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杜聿明乘专车来到新民，我就在专车上同杜聿明会商尔后如何行动的问题。蒋介石仍然要求东、西两兵团对进，会师大凌河。可见蒋仍没有放弃与东北解放军求一决战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本来就行不通而现在更行不通的方案，我不愿意继续向锦州进兵。”

廖耀湘小胳膊拧不过大粗腿，在老蒋和杜聿明忽悠下，他最后被打得焦头烂额，但实际情况并不是他的兵团部被端后就与卫立煌失去联络，胡家窝棚战斗发生于26日早晨，廖耀湘晚上还能收到卫立煌的电报。

廖耀湘回忆：“二十六日早晨，解放军第三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同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位于大虎山以东）联络上了，黄昏前后，我正在考虑和犹豫难决的时候，卫立煌来了电报，说在这样危险万状的情况下，辽西的部队应立即迅速退回沈阳。这时，我感到恐惧，感到羞愧，因为我退营口的主张现在彻底失败了。”